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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花源记:本文的线索是什么,围绕这一线索,作者写了哪几件事

作者:百变鹏仔日期:2024-04-07 16:35:28浏览:9分类:教育知识

本文的线索是:以渔人进出桃花源为线索。

围绕这一线索,作者写了四件事,分别是:

1、渔人发现桃花源的经过。

2、渔人入桃花源的经过。

3、渔人问桃花源 离开桃花源。

4、寻桃花源。

《桃花源记》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所作。

原文节选: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,渔人甚异之,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

译文: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,生长在溪水的两岸,长达几百步,中间没有别的树,花草鲜嫩美丽,落花纷纷的散在地上。渔人对此(眼前的景色)感到十分诧异,继续往前行船,想走到林子的尽头。

扩展资料

创作背景: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“大济苍生”之志,可是,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,东晋王朝极端腐败,对外一味投降,安于江左一隅之地。统治集团生活荒*,内部互相倾轧,军阀连年混战,赋税徭役繁重,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。

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,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。同时,东晋王朝承袭旧制,实行门阀制度,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,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。

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,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,当然就“壮志难酬”了。加之他性格耿直,清明廉正,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,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,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。

义熙元年(405年),他坚定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,与统治者最后决裂,长期归隐田园,躬耕僻野。

陶渊明虽远在江湖,仍旧关心国家政事。元熙二年(420年)六月,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,改年号为“永初”。次年,刘裕采取阴谋手段,用棉被闷死晋恭帝。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。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,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,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。

但他无法改变、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,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,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,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。《桃花源记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。

《桃花源记》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,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。不过应当强调的是,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: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,一群避难的人,而不是神仙,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。

他们的和平、宁静、幸福,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。古代的许多仙话,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,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,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。

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,写《桃花源记》时已经不限于个人,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。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。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,只是作者理想当中的社会,但是能提出这个空想是难能可贵的。

此文艺术构思精巧,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,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。采用虚写、实写相结合手法,也是其一个特点。增添了神秘感。语言生动简练、隽永,看似轻描淡写,但其中的描写使得景物历历在目,令人神往。文章有详有略,中心突出。

辛弃疾生平

陶渊明是在什么政治背景下写桃花源记的

宋永初二年(421年),陶渊明约57岁。他既拒绝过东晋政权的征召,又复拒绝同刘裕的宋政权合作,而以《桃花源诗并记》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“诗”追述了桃花源的形成,歌咏了“春蚕收长丝,秋熟靡王税”这样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;“记”相当于诗的序,记叙了武陵人偶入桃花源的见闻,富于小说色彩。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。

陶渊明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桃源游记的?

写作背景

《桃花源记》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,约作于永初二年(421),即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。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。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“大济苍生”之志,可是,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,东晋王朝极端腐败,对外一味投降,安于江左一隅之地。统治集团生活荒*,内部互相倾轧,军阀连年混战,赋税徭役繁重,加深了人民的剥削和压榨。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,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。同时,东晋王朝承袭旧制,实行门阀制度,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,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。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,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,当然就“壮志难酬”了。加之他性格耿直,清明廉正,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,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,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。义熙元年(405),他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,与统治者最后决裂,长期隐居田园,躬耕僻野。

他虽“心远地自偏”,但“猛志固常在”,仍旧关心国家政事。元熙二年六月,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,改年号为“永初”。次年,刘裕采取阴谋手段,用毒酒杀害晋恭帝。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。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,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,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。但他无法改变、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,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,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,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。《桃花源记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

桃花源记陶渊明

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,忽逢桃花林

晋太元中,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。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

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,从口入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(tiáo),并怡然自乐。

见渔人,乃大惊,问所从来。具答之。便要(yāo,通“邀”)还家,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闻有此人,咸来问讯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,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, 不复出焉,遂与外人间(jiàn)隔。问今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(wèi)具言所闻,皆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,皆出酒食。停数日,辞去。此中人语(yù)云:“不足为(wèi)外人道也。”

既出,得其船,便扶向路,处处志之。及郡下,诣太守,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,寻向所志,遂迷,不复得路。

南阳刘子骥,高尚士也,闻之,欣然规(计划)往。未果,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者。
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

10、本文作者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战乱频繁、生灵涂炭的时代,他为什么在这里虚构了一个与黑暗的现实社会相对的美好境界?

(1)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思想,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;(2)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黑暗社会的否定

缘:循,沿着。 落英缤纷:落花繁多的样子。落英,落花。一说,初开的花。缤纷,繁多的样子。 异:惊异,诧异。这里的意思是“对……感到诧异”。 穷其林:走到那片林子的尽头。穷,尽。 林尽水源:林尽于水源,意思是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到头了。 仿佛:隐隐约约,形容看的不真切的样子。 才:仅。 才通人:仅容一人通过。 豁然开朗:形容由狭窄幽暗突然变得宽阔明亮的样子。豁然,宽阔明亮的样子。开朗,开阔而明亮。 旷:空阔,宽阔。 俨然:整齐的样子。 属:类。 阡陌交通:田间小路交错相通。南北小路叫阡,东西小路叫陌。 鸡犬相闻:(村落间)能互相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。相闻,可以互相听到。 著:穿着 悉:全都。 黄发垂髫(tiáo):指老人和小孩。黄发,**的头发,旧说是长寿的象征。垂髫,垂下来的头发。 从来:从……地方来。 要:同“邀”,邀请。 咸:都。 问讯:打听讯息。讯,讯息。 邑人:同县的人 绝境:与世隔绝的地方。 间隔:隔绝,不同音信。 乃:竟然。 无论:不要说、更不必说。 为具言:为(桃花源中的人)详细地说出。 为:对,向。 具:同“俱”,完全,详尽。 延:邀请。 语云:对(他)说。“语”后面省略了代渔人的“之”字或告诉 既:已经,以后 便扶向路:就沿着原来的路(回去)。 扶:沿着、顺着。 向:原先。 处处志之,志:名词作动词,做标记。 郡下:指武陵郡城下。 诣:拜见 说如此:说明了像这种情况。 寻向所志:寻找以前所做的标记。志,做的标记。 得:取得,获得,文中是找到的意思。 刘子骥:名驎(lín)之,《晋书·隐逸传》里说他“好游山泽”。 规:计划,打算。 未果:没有实现 寻:不久。 遂:终于。 问津:问路,访求。 津,渡口。 古今异义 无论(古义:不要说,(更)不必说;今义:多为连词,表示条件不同而结果不变) 妻子(古义:(两个人)妻子和儿女;今义:(一个人)男子的配偶,指妻子) 绝境(古义:与人世隔绝的地方;今义:没有出路的境地) 鲜美(古义:鲜嫩而美丽(多指植物);今义:滋味好) 交通(古义:交错相通,四通八达;今义:各种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) 不足(古义:不值得、不必;今义:不够) 间隔(古义:断绝来往; 今义:两个地方分隔开) 俨然(古义:整齐的样子; 今义:形容很像) 缘(古义:沿着 ;今义:延长.延伸) 津(古义:渡口。问津指探访。 今义:口液) 外人(古义:特指桃花源外的人;今义:局外人) 如此(古义:像这样;今义:这样) 仿佛(古义:隐隐约约;今义:似乎,好像) 开朗(古义:地方开阔,光线充足;今义:乐观,畅快) 词类活用 异:形容词用为动词的意动用法,对… 感到诧异。 前:方位名词作状语,向前。 穷:形容词用作动词, 穷尽,走到尽头。 焉:兼词,“于之”,即“从这里”。 志:用符号做标记,动词。 未果,果:名词作动词,实现 一词多义 舍:舍弃 便舍船 房子 屋舍俨然 寻:寻找 寻向所志 不久 寻病终 志:做标记 处处志之 做的标记 寻向所志 中:中间 中无杂树 年间 晋太元中 里面 其中往来种作 其:代词,代指桃花源 其中往来种作 代词,代指桃花源中的人 余人各复延至其家

晋太元中,武陵人/捕鱼/为业。缘/溪行,忘/路之远近。忽逢/桃花林,夹岸/数百步,中无/杂树,芳草/鲜美,落英/缤纷。渔人/甚异之。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

林尽/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/若有光。便/舍船,从口入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/数十步,豁然/开朗。土地/平旷,屋舍/俨然,有/良田/美池/桑竹/之属。阡陌/交通,鸡犬/相闻。其中/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,并/怡然自乐。

见渔人,乃大惊,问所从来。具答之。便/要还家,设酒/杀鸡/作食。村中/闻有此人,咸来/问讯。自云/先世/避/秦时乱,率/妻子邑人/来此绝境,不复出焉,遂/与外人间隔。问/今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,皆叹惋。余人/各复延至其家,皆出酒食。停数日,辞去。此中人语云:“不足/为外人道也。”

既出,得其船,便/扶向路,处处志之。及郡下,诣太守,说如此。太守/即遣人随其往,寻向所志,遂迷,不复得路。

南阳/刘子骥,高尚士也,闻之,欣然规往。未果,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者。

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原因

1、创作原因

年轻时候的陶渊明看不惯官场黑暗,义熙元年(405年),他坚定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,与统治者最后决裂,长期归隐田园,躬耕僻野。

他虽远在江湖,仍旧关心国家政事。元熙二年(420年)六月,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,改年号为“永初”。次年,刘裕采取阴谋手段,用棉被闷死晋恭帝。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。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,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,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。但他无法改变、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,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,于是就写了《桃花源记》。

2、人物简介

陶渊明(约365—427年),字元亮,浔阳柴桑(今江西省九江市)人,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田园诗人。东晋末期南朝宋政治家、初期诗人、辞赋家、田园诗人、隐逸诗人,归隐后写了大量田园诗,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。自号五柳先生,晚年更名潜,卒后亲友私諡靖节,世称靖节先生。因为好喝酒,又被称为酒圣陶渊明。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,为实现“大济苍生”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、不断失望、终至绝望。有《陶渊明集》。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,开田园诗一体,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。作品平淡自然,出于真实感受,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。

3、作品简介

桃花源记:本文的线索是什么,围绕这一线索,作者写了哪几件事

《桃花源记》是东晋伟大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,是《桃花源诗》的序言,选自《陶渊明集》。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,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络起来,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、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,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。

求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目的

陶渊明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,目的是表达自己对一种宁静平和,远离官场的美好生活的向往

陶渊明

桃花源记》中的“悉如外人”

河北大学 谢质彬

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典范之作,历来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。文章有一段关于桃花源景象的描述是:

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。

文中的“悉如外人”究竟应如何理解,可谓众说纷纭。据沈蘅仲《知困录———中学文言文备课札记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)所说,主要有以下4种说法:

一、从秦到东晋已600年,桃源中人的衣着不会跟外边人一样。可能原文有误,“悉如外人”当为“悉异外人”或“有异外人”。

二、“悉如外人”乃是“如另外一个世界的人”。

三、“外人”特指桃源外的秦时人。

四、“外人”即桃源以外的人。

现行中学课本采用第四种说法,将“外人”理解为“外面的人”。有的教师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。其理由与上述第一种说法相同,即认为桃花源里的人,自“先世避秦时乱,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”,与外面隔绝了将近600年之久,他们的耕作方式和穿着打扮,不可能同外面的人全都一样,而应该是差别很大。因此,“悉如外人”中的“外人”,不能理解为“外面的人”,而应理解为“外国人”。

这可以算作第五种说法。

这种说法,不仅教师中有,在某些今译今注本中,也时有所见。例如辛正《新编古代名家散文选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)注:“外人:外地人,外国人。”

我们认为,“悉如外人”中的“外人”,只能作“外面的人”解,指桃花源以外的人,别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。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,“外人”只作“外面的人”解,不作“外国人”解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外人”的第三个义项即为“外面的人”。第二个义项是:“古代指本诸侯国以外的人……近世指外国人。”可见作“外国人”解,是后起义。用后代才产生的意义去解释古代的词语,是阅读和注释文言文的大忌。

在《桃花源记》里,“外人”共出现3次。其他两次的“外人”作“外面的人”解,是毫无疑义的,此句中的“外人”当然也不能例外。此句的“其中”指桃花源中,那么与之对应的“外人”,只能是指桃花源外的人。

人们之所以对此产生疑问,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,而将“外人”理解为“外国人”,或“另外一个世界的人”,或“桃源外的秦时人”,甚至怀疑此句原文有误,其根源在于对此句的句法结构和“悉”字的用法缺乏正确的了解。

先谈结构。此句的主语是“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”,“悉如外人”是谓语。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陶渊明集》将此句译为“往来耕种的男男女女穿衣着鞋和外面的人一样”,便是将这句话的句法结构弄错了———将“往来种作”看成“男女”的定语,而将“男女衣着”当成“悉如外人”单一的主语了。上引一、三两种说法也是只将“男女衣着”当成主语。

再说“悉”字。“悉”同本篇“咸来问讯”的“咸”一样,是个表统括的范围副词,相当于“皆”或“都”。中华书局《实用大字典》:“悉,皆也。”在“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”这一句里,“悉”字所统括的———亦即它的语义指向,是“往来种作”和“男女衣着”。“悉如外人”等于说“皆如外人”。意思是说,“往来种作”和“男女衣着”这两方面的情况,都同外面的人相仿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《初中文言文精解》(合订本)将此句译为:“那里面的人来来往往耕种劳作,男女的穿戴,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。”这样翻译,显然与作者的原意不合。此句包含两层意思:一层意思是“其中往来种作如外人”,另一层意思是“其中男女衣着如外人”———这便是作者的原意。将这两层意思用一句话来表达,便成了“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”。由此可见,只有将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的时候,这个“悉”字才用得着。它的作用,仅仅是表示统括,只能理解为“都”,不能理解为“完全”。“悉如外人”,不能理解为“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”。人们正是由于将此句理解为“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”,才对此句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;人们之所以认为“外人”不应释为“外面的人”,而应另作他解,也是以这种理解为前提的。

根据此句的结构和“悉”字的用法,我们认为此句可以译为:“这里面,(人们)往来耕种(和)男女穿着,都同外面的人相仿。”

需要说明的是,我们认为原文中的“男女衣着”,是从服制方面说的,不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。要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,不仅同外面的人不一样,即使是桃源中人,也是各不相同的。作者在《桃花源诗》中说:“俎豆犹古法,衣裳无新制。”“制”与“法”是同义词互用,“衣裳无新制”,等于“衣裳犹古法”。“衣”指上衣;“裳”指下裳,即下裙。上衣下裳,便是古代服制的主要标志之一。古代无论男女,都是上面穿衣,下面著裳的。所谓“衣裳无新制”,是指桃花源中的人,在服制上没有什么改变。这对我们理解“男女衣着”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作者之所以要说“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”,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。

明代著名文评家袁巨集道在《桃花源记》的评语中说:

“开朗”一段(指“豁然开朗”以下至“并怡然自乐”),是说萧野气象,即在人间,故曰“悉如外人”。(详见明代刘士?《古今文致·桃花源记》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)

由此可见,“悉如外人”是作者的点睛之笔。作者是借此点明桃花源并非仙境,而在人间。只有将桃花源定位于人间,内外两个社会才具有可比性,才能体现作品厌恶乱世,向往安乐社会的主题思想。而所谓“人间”,当然不是指“外国”或“另外一个世界”,而是指桃花源外的现实社会。

辛弃疾(1140—1207)字幼安,号稼轩,历城(今山东济南)人。他比陆游小十五岁,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。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,却一直希望有机会“投衅而起,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”,并常常带着辛弃疾“登高望远,指画山河”(《美芹十论》),同时,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,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、报国雪耻的志向。而另一方面,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,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,在他身上,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。

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,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,奋起反抗。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,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,并担任掌书记。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,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,金军向北撤退时,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。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,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、义军溃散的消息,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,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,交给南宋朝廷处决。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,使他名重一时,“壮声英概,懦士为之兴起,圣天子一见三叹息”(洪迈《稼轩记》)。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,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,这时他才二十三岁。

辛弃疾初来南方,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,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,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、报仇雪耻的锐气,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,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,像著名的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等。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,广为传诵,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,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,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、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,去治理荒政、整顿治安。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,虽然他干得很出色,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、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,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。

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。他虽有出色的才干,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,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、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。他也意识到自己“刚拙自信,年来不为众人所容”(《论盗贼札子》),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,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,以便离职后定居。果然,淳熙八年(1181)冬,辛弃疾四十二岁时,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,归居上饶。此后二十年间,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,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。

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,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;而且,由于过去的地位,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。但是,作为一个热血男儿、一个风云人物,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,这又使他难以忍受。所以,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,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,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,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,时而又强自宽慰,作旷达之想,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。

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,可怜白发生”(《破阵子》),“却将万字平戎策,换得东家种树书”(《鹧鸪天》),在这些词句中,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。宁宗嘉泰三年(1203),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,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,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。第二年,他晋见宋宁宗,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“必乱必亡”(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),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。

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,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,于开禧元年(1205)重回故宅闲居。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,无奈年老多病,身体衰弱,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。

虽然,自中原失陷以来,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,抒发报国热情,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,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。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,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,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,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,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。

在抒发报国之志时,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,像“要挽银河仙浪,西北洗胡沙”(《水调歌头》),“马革裹尸当自誓,蛾眉伐性休重说”(《满江红》),“道男儿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,补天裂”(《贺新郎》)

等等,无不豪情飞扬,气冲斗牛。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,他由衷地加以赞美,与之同声相应,彼此勉励,如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的慷慨热情,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:

渡江天马南来,几人真是经纶手?长安父老,新亭风景,可怜依旧。夷甫诸人,神州沉陆,几曾回首?算平戎万里,功名本是,真儒事,公知否?况有文章山斗,对桐阴满庭清昼。当年堕地,而今试看,风云奔走。

绿野风烟,平泉草木,东山歌酒。待他年,整顿乾坤事了,为先生寿。

而对于庸俗圆滑、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,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,在《千年调》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:“卮酒向人时,和气先倾倒。最要然然可可,万事称好。”

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,把持权位,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。他愤慨地写道:“千古李将军,夺得胡儿马。李蔡为人在下中,却是封侯者。”(《卜算子》)

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,怀着满腔热血,渴望一展宏图,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,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。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,他写下了著名的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:

楚天千里清秋,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远目,献愁供恨,玉簪螺髻。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。休说鲈鱼堪脍,尽西风、季鹰归未?求田问舍,怕应羞见,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,忧愁风雨,树犹如此!倩何人,唤取红巾翠袖,揾英雄泪。

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,对壮志成空的悲哀;岁月无情地流去,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。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,写他的痛苦和眼泪,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、绝不甘沉没的心灵。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,所作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,仍是一面浩叹“千古江山,英雄无觅,孙仲谋处”,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,表示出不甘衰老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:

四十三年,望中犹记,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,佛狸祠下,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: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

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,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,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。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。

另一方面,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,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,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。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,曾自述“案上数编书,非庄即老”(《感皇恩》)。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,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,感受并在词中表现“一壑一丘”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。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,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,而是清新秀丽、活泼灵动。如《清平乐》写农家生活的情调:

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,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

《西江月·遣兴》写自己放旷的生活:

醉里且贪欢笑,要愁那得功夫。近来始觉古人书,信着全无是处。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“我醉何如”。只疑松动要来扶,以手推松曰“去”。

但这类词作,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。这只是一时的忘情,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,只要读一下著名的《丑奴儿·书博山道中壁》就可以知道了:

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,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,深知人生的无奈,才“欲说还休”。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,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,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。理解这一点,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。

二、辛词的艺术创造

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、高旷开朗的风格,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。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、张孝祥、叶梦得、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,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,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,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,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,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,所以成就不是很高。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,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,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,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,和丰富的学养、过人的才华,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,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,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、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,但不同的是: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,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,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,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,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。因此,主观情感的浓烈、主观理念的执着,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。在他的词中,如“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,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、悲歌未彻” (《贺新郎》),“夜半狂歌悲风起,听铮铮、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,正分裂”(《贺新郎》),乃至“恨之极,恨极销磨不得。苌弘事、人道后来,其血三年化为碧”(《兰陵王》),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,如“天风海雨”,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。辛弃疾也信奉老庄,在词中作旷达语,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,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,如“元龙老矣,不妨高卧,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,百年悲笑,一时登览”(《水龙吟》), “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,只今余几。白发空垂三千丈,一笑人间万事”(《贺新郎》),“身世酒杯中,万事皆空。古来三五个英雄,雨打风吹何处是,汉殿秦宫”(《浪淘沙》),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,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。

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,大起大落,反差强烈,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。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,从开头起,一路写想象中练兵、杀敌的场景与气氛,痛快淋漓,雄壮无比。但在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之后,突然接上末句“可怜白发生”,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,事实是白发无情,壮志成空,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,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。

在意象的使用上,辛弃疾也自有特点。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;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,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,多有一种奔腾耸峙、不可一世的气派。如“峡束苍江对起,过危楼、欲飞还敛”(《水龙吟》),“谁信天峰飞堕地,傍湖千丈开青壁”(《满江红》);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,也多属于奇伟英豪、宕放不羁,或慷慨悲凉的类型,如“射虎山横一骑,裂石响惊弦”的李广(《八声甘州》),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(《永遇乐》),“年少万兜鍪,坐断东南战未休”的孙权(《南乡子》)等等。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,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,令人为之感奋。

所以,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,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、旷达超迈,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、激情飞扬之感。

不过,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。

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,就在于内容的扩大,题材的拓宽。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,写政治,写哲理,写朋友之情、恋人之情,写田园风光、民俗人情,写日常生活、读书感受,可以说,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,他都写入词中,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。而随着内容、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,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。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、富有力度为长,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,却也十分得心应手。如著名的《摸鱼儿·淳熙己亥……》,上阕写惜春,下阕写宫怨,借一个女子的口吻,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、回肠荡气,用笔极为细腻。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,又是那样朴素清丽、生机盎然。如《鹧鸪天》的下阕:

“山远近,路横斜,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以及《西江月》的下阕: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,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。所以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说:“公所作,大声鞺鞳,小声铿鍧,横绝六合,扫空万古,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其秾纤绵密者,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。

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。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,辛弃疾是以文为词,这当然有些简单化,但确实也指出:到了辛弃疾手中,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,变化无端,不复有规矩存在。在辛词中,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,如“些底事,误人那。不成真个不思家”(《鹧鸪天》),“近来愁似天来大,谁解相怜?谁解相怜,又把愁来做个天”(《丑奴儿》),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,如“不知云者为雨,雨者云乎”(《汉宫春》),“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”(《贺新郎》);有语气活跃的对话、自问自答乃至呼喝,如“天下英雄谁敌手?曹刘”(《南乡子》),“杯,汝来前!”(《沁园春》)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,如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”(《破阵子》)

……。概括起来说,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,是形式松散,语义流动连贯,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。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、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,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。但并不是说,辛弃疾的所谓“以文为词”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。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、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,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。如《水龙吟》中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”,意义联贯而下,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,但却是顿挫鲜明,铿锵有力,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。

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,是广泛地引用经、史、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、成句和历史典故,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。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,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,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、浑成自然,或是别有妙趣,正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说:“任古书中理语、廋语,一经运用,便得风流”。以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一篇为例,百余字的篇幅,叙及孙权、刘裕、刘义隆、拓跋焘、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,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、意念丝丝入扣;不仅内涵极为丰厚,而且语气飞动,神情毕露,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当然,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太多,以及所谓“掉书袋”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,但不管怎么说,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;他的词不仅是 “无意不可入,无事不可言”,而且是任何“意”和“事”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。这样,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,进入了自由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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