烛之武退秦师的文学常识

《左传》善于描写战争,也精于刻画人物。其笔下人物形象,往往是寥寥几句,就能跃然纸上、栩栩如生,使读者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。朱彝尊在《经文考》中称“其记言文渊懿美茂,而生气勃勃,后此亦殆未有其比”,这是对其文学成就,尤其是人物塑造成就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。从《烛之武退秦师》中我们亦可窥其一斑。在这篇文章中,中心人物烛之武临危受命,不避艰险,只身说服秦君,最终化解了郑国的危机,充分表现了其胆、识、言诸方面的特点,历来受到人们的好评。就是其中的次要人物郑伯、秦伯、晋侯,虽然着墨不多,却也是有言有行有情,形象鲜明生动丰富,显示了作者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。

先来看看郑伯,这位即将亡国的君主,在文中的表现主要是“一从”、“一曰”。当秦、晋两国气势汹汹地围攻郑国之时,郑国可谓危矣,形势对于郑国实在是差到了极点。郑国的出路,大致来说只有三条:要么抗争到底;要么屈膝投降;要么化解危机。很显然,以郑国目前的实力,与秦、晋两个大国抗争,无疑是以卵击石,郑国势必会因此而走上亡国之路,这是郑伯所不愿看到的;屈膝投降的结果或可保有相当的利益,最差无非是亡国,但这种结果是极不可靠的,郑伯没有主动权,所以他也不会接受;而想办法化解危机,既可避免一场劫难,又可维护国家利益,同时也掌握了事情的主动权,应该是最佳的选择。这样一来,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,谁来化解这一天大的难题?显然郑国大臣之中无人能够负起此重任,所以在秦、晋围攻的危急时刻,郑伯没有任何行动,而当佚之狐荐烛之武“使烛之武见秦君,师必退”时,他立即抓住这一线希望“从之”,表现了一位君主决策的及时、果断。

就在事情即将顺利解决的时候,作者利用烛之武的牢骚形成了一次波澜,使文章曲折引人而不呆板。烛之武面对郑伯的重托,却大谈自己至老不能被用,如今更是“无能为力也已”,满腹牢骚且不愿受命。尴尬之中的郑伯没有放弃,而是首先自责:“吾不能早用子,今急而求子,是寡人之过也。”将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。这番自责,可谓动之以情,令烛之武为之语塞,对其牢骚情绪也是一个至好的抚慰。然后又晓之以理:“然郑亡,子亦有不利焉。”郑伯完全站在烛之武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,这同烛之武后来站在秦伯场劝其退师的说辞可谓有同工异曲之妙。郑伯“之曰”,短短二十六个字,终使烛之武“许之”,达到了预期的目的,也展现了一位善于纳谏、勇于自责、精于言辞的君主形象。

再看秦伯,他在这场危机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,可以说战与不战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:听烛之武之言则和;拒烛之武之言则战。在这里,作者没有写其言,因为他是烛之武说服的对象,如写其言,一则会有喧宾夺主之嫌,二则也会使行文繁琐不简。所以作者用了“说(悦)”、“盟”、“使”、“还”四个动词来写秦伯,一是反衬烛之武劝说之效果,二是揭示秦伯决策之过程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决策?虽然他先与晋围郑,后与郑盟,但这并不是说明秦伯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君主,因为秦伯的决策,完全是站在秦国的利益角度来考虑的,这也是秦国以后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与晋围郑,是为了向外扩张的需要,当他认识到这样做只会增强晋国的实力,而秦不会获取什么好处时,立即决定与郑盟。这样一来,反面形成了秦、郑围晋的有利形势,对秦国今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。并且“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之”,使晋侯不敢击郑,“乃还”。秦伯之决策,使秦、郑之盟非常牢固,而秦、晋之盟也就自然瓦解了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烛之武出使之功效。我们看到,作者笔下之秦伯,是一个善于决策、善谋利益的君主形象。

最后来看晋侯。郑国这场危机,就是由他发起的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外扩张,争夺专霸权,秦伯在这场危机中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晋侯所利用了。如果事情按照他的预料发展,那么此次事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,无疑就是晋侯,但是偏偏中途杀出了个烛之武,偏偏中途秦伯就改变了决策,于是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:到手的利益不翼而飞;强大的联盟土崩瓦解;弱小的敌人有了坚强的后盾。晋侯无疑成了这起事件的最大失败者。

这时候,事情又起了波澜:“子犯请击之(秦)”,这是对背盟者最好的警告。秦、晋关系顿时紧张起来。如果“击之”,会有什么后果,晋侯是很清楚的:击秦,则郑必助秦。以一国之力而与秦、郑作战,即使取胜,也会损兵折将、元气大伤,从而丧失争霸的实力与机会,何况胜算的把握并不是很大,结果只能是一败再败。所以晋侯以“不仁”、“不知”、“不武”三个理由明智地拒绝了,避免了晋国遭受更大的失败。既表现了一个君主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判断,又显示了成霸业者应有的隐忍不发的胸怀和随机应变的谋略。

作者正是通过人物的言、行,推动了情节的发展,丰富了人物的形象,为我们展示了三个性格各异的君主形象,这是作者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,也是每一个决策者应该学习、借鉴的,那就是:要根据实际情况,全面地衡量利弊,及时地作出判断、果断地作出决策,来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。

《左传》叙事，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。《左传》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。《左传》的战争描写，全面反映了《左传》的叙事 特点。《左传》一书，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，城濮之战、崤之战、邲之 战、{安革}之战、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，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，精彩生动。一般说来，《左传》写战争，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，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、酝酿过程及其后果。如“僖公二十八年”写 城濮之战，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，而在行文中，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：晋文公伐怨报德，整饬军纪，遵守诺言，倾听臣下意见，上下齐 心协力。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，主帅子玉恃兵而骄，一意孤行，盲目进逼晋 师。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，不仅写了晋师大胜，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，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：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，晋文公闻之大喜，回国后赏功罚 罪，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，然后以君子之言，赞扬晋文公的霸业。至此，叙述圆 满结束。

《左传》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，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。如，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：“谓晋于是役也，能以德攻。”（僖公二十八年）不 仅是城濮之战，整个《左传》叙事中，礼、义、德等道德因素，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，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。以《左传》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，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：符合礼义要求之事，常有吉 兆，而悖于礼义之事，则常有凶兆。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，有时则是占卜、 梦境、天象等的神秘暗示。如“僖公十五年”秦晋韩之战，在“僖公十年”就有 已故晋太子“敝于韩”的预言；“僖公十四年”又有晋卜偃“期年将有大咎，几 亡国”的预言，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，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。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，是晋惠公违礼、失义、背信之举。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，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，在叙述历史事件时，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，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，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。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其他：

一．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。如，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、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。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，《左传》作者仅用了500余字，就把时间的起因、发展、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。

二． 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，有立体感。如，《晋公子重耳之亡》叙述重耳历经19年的流亡生涯，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，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、胆识具备的政治家。

三． 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。《左传》擅长写战争著称，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，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。

四． 善于叙写外交辞令，理富文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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